《500年的上瘾》最早在美国出版是在2001年，中译本最早在2014年出版。这个间隔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国内目前缺乏系统的翻译计划，参考书目往往是译者和编辑自己挑选的。除了版权公司的推荐，遇到一本被认为值得翻译的书，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在出版业不景气、发行量减少、纸张成为最大成本的今天，如果还能找到几本可读的书，就应该满足了，也不便对出版业提出什么要求。于是决定写《500年的上瘾》。《500年的上瘾》的作者是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考特赖特。这本书介绍了500年来上瘾的历史，包括日常消费品：烟草、酒、茶和咖啡；还有非法药物：鸦片，大麻，古柯，以及化学合成的、毒性更大的药物。

这本书的书名有点奇怪，于是就想着去查一下英文原著的书名，发现翻译大致是《习惯的力量：毒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译者或出版社改书名是有道理的。除了为了让书名更吸引中国读者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原书名不好翻译——里面的“drugs”既指毒品，又指药品，用一个中文词很难表达这两种含义。烟、酒、咖啡一般不被认为是毒品，但它们和鸦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刺激心智，会让人上瘾，但程度和危害比鸦片要低。

在大多数国家，烟、酒、咖啡都是成年人可以轻易购买的合法商品；鸦片则是受到严厉打击的非法毒品，给中国人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忆。

在中国，烟酒属于政府垄断，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烟酒商店分布密集；咖啡馆一般都是街边小店，但咖啡的价格也不低。

这本书把成瘾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讲了成瘾（和毒品）500年的历史。当然，人类成瘾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葡萄酒已有近1万年历史，未经加工的成瘾物质的使用则更早，如巫婆服用的大麻、蘑菇等迷幻药。有些动物也会成瘾。牛、马、羊吃了疯狂草就会中毒上瘾，这大概证明猿类在进化成人类之前就已经吸食过毒品。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只能食用当地的特产。在原产地，人们服用这些药物的历史悠久。

上瘾：一种习惯

有些食物或饮料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让人上瘾。所谓“上瘾”，就是一个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失去部分甚至全部的自控能力。上瘾的程度和危害有差异，茶和咖啡的成瘾性较低，对人体的危害也不明显。毒品则不同，当毒瘾发作时，只有毒品才能救他。有些瘾是自身身体导致的，比如性瘾；有些瘾是外部政治结构导致的，比如官瘾。官瘾需要不断进步或升迁才能满足，就像毒瘾需要不断增加剂量才能维持一样。

外力产生的瘾症，有好处也有坏处，在合法的前提下，使用者可以选择。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东渐，中国文化开始开化，文人喜欢用音译法，把西方的字变成汉字组成的新词。所用的汉字，不仅代表读音，还代表意义，比如“烟师霹雳春”（灵感）。这个东西好像是“烟师”里的“霹雳春”，但不知道“霹雳春”是用来抽的，还是抽出来的烟。总之，应该是很纯的，当时流行的“烟”，比香烟还流行。鸦片是鸦片的俗称，纯度越高，价格越贵。梁启超说：“‘烟师霹雳春’，是思想感情达到最高高潮的时刻产生的。” （《烟师毗黎春》1901）好像是刺激而产生的东西。梁启超又说：“必有‘心净之人’，与人接触，如电触物，如磁吸铁，有欲去而不能去。”这确实有点像吸鸦片上瘾，而鸦片是很纯净的。

其实，“烟诗理春”是inspiration的音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灵感”。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中文词，原指神灵的启示、心灵感应的灵感。今天的意思恰到好处：灵感来自“精神”，而不是来自“烟”。不过，香烟虽然不是灵感的来源，但可以刺激灵感的产生，至少可以减轻疲劳，为灵感的产生创造条件。这是香烟的好处。但总体来说，抽烟还是得不偿失的。不抽烟也有放松和获得灵感的方法，只是没有香烟那么方便。

科特赖特援引了一项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称：“大多数人吸烟是一种习惯，在特定场合下会不假思索地点燃香烟。香烟可以看作是一种万能工具，它能让人暂停言行，整理思绪，在工作中稍事休息。”这种“不假思索”的行动就是习惯的效果。研究人员还指出：“只有含有活性药用成分的植物，才会被大量人群长期习惯性地使用。”他们指出，习惯的形成是因为药用特性，诱使人们上瘾。这些植物包括咖啡、茶、槟榔、大麻、卡塔叶和鸦片，它们具有与烟草相同的效果。在这些植物中，卡塔叶不太为人所知。卡塔叶原产于埃塞俄比亚，其叶子富含麻黄碱。在大多数国家，携带和使用卡塔叶都是违法的。该项研究提供给烟草公司，目的是改进香烟的配方，促使消费者更多、更快地上瘾。

二战后，日本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导致了臭名昭著的过劳死（karoshi）。过劳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于自发的工作狂，英文中“workaholic”和“alcoholic”同根同源，工作狂其实就是工作中毒，会导致死亡。另一个原因是迫于外界压力而被迫展现出来的工作狂状态。当公司老板强迫员工过劳时，他们的行为就相当于中毒，对公司不利，因为强迫过劳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还会让创新变得更加困难。

成瘾物质与毒品的区别主要在于成瘾性和危害程度。吸毒成瘾不再是一种习惯，它使吸毒者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从而危害社会。吸毒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科特赖特说：“只有在西方社会被广泛使用的毒品，才会成为全球商品。”在有些人眼里，这种说法有西方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嫌疑，但事实确实如此。西方社会引领毒品风潮，咖啡、茶都是经过西方才成为全球饮品。一些毒品被认定为毒品后，西方依然能保持先发优势——美国在各国吸毒问题上长期处于前列。这首先是美国社会文化问题，其次是毒品生产问题。美国过去禁酒失败，禁毒也毫无成功的迹象。

烟草和酒精研究

烟草起源于美洲，广泛种植是全球化的结果，机制卷烟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中国吸烟史约有500年，经历了烟斗、鼻烟、水烟、香烟等时期，基本是世界潮流的追随者。

烟草在绘画史上也留下了印记，但并非因为它激发了画家的灵感。考特赖特讲过一个古老的故事：“1881年，西班牙医生萨尔瓦多·鲁伊斯·布拉斯科接生了一个死婴。他抽了一口雪茄，对着婴儿的脸吹。原本一动不动的婴儿开始抽搐，然后扭动着脸哭了起来。这个婴儿就是巴勃罗·毕加索。”这位医生很有创意——产科医生通常会拍打婴儿的屁股。婴儿毕加索在雪茄烟雾中活了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也许这一口雪茄的后遗症就是他成年后画出那些畸形作品的原因。

烟草味苦、味臭，对不吸烟者来说，令人窒息。考特赖特并不否认烟草的好处，但他多半引用三四百年前医生的观点。他说：“即便现在，香烟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癌症杀手，尼古丁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治疗功能。”比如，它能使精神分裂症患者平静下来。这只是“观察”的结果。此外，他还列举了关于尼古丁化合物可能具有治疗作用的研究，但均未有结果。他还说：“烟草公司赞助的研究项目很多。”这一事实大大降低了这些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20世纪50年代，模特们用药物、咖啡和香烟来维持苗条的身材，这显然是由于香烟对身体的伤害造成的。

烟酒对大脑的作用截然相反，前者有助于清醒，后者则使思维变慢。从危害上讲，烟酒大概不相上下。一些伊斯兰国家禁酒，但对非穆斯林例外。美国和苏联也曾禁酒。美国在1920年至1933年禁酒；苏联则在建国初期禁酒，1985年至1987年再次禁酒，导致两国私酿、走私猖獗。北方邻国以酒量好著称，勃列日涅夫和叶利钦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他们的统治下禁酒是不可能的。美国没有打赢禁酒战争，也不可能打赢禁毒战争。

食物可发酵成酒，原料广泛。酒的种类繁多，中国传统上主要有白酒和黄酒两大类，在白酒和黄酒中又有多种类型。品牌也是一个分类。此外，米酒也有品牌。早年，自己酿制的、用扁担卖的米酒摆在超市的货架上。地方酒也很多，著名的有马奶酒、青稞酒等。外国酒也很受欢迎。西汉时期，葡萄酒可能从西域传入。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就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写法。不过，葡萄酒在清末开国之后才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啤酒直到20世纪初才被中国人所知，如今已成为一种大众饮品，尤其是夏季流行的清凉饮料。近年来，日本清酒也赢得了众多粉丝。总之，中国人对于“进口”的东西是持非常开放态度的。

咖啡和茶：文化的表达

烟酒茶有一个共同的功效：提神醒脑，或者精神刺激——过多的刺激也会使人因烟酒茶而醉。考特赖特说：“酒精、烟草和咖啡因是精神刺激革命的三大产物，三者生产、销售和消费规模太大，已成为全球各种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被禁止的可能性较小。”咖啡因当然不只存在于咖啡中。被饮用者亲切地称为“肥宅快乐水”的可口可乐也含有咖啡因，可乐果就是其来源。就连当地出产的茶叶，也像非洲大陆的一些植物一样，不由自主地含有咖啡因。咖啡树、可乐树和茶树之间的关系远比不同人种之间的关系要遥远得多，但它们仍能产生相同的生物碱，对所有的人种，无论其文化如何，都有兴奋作用。南美洲的古柯树含有可卡因。可口可乐中曾含有古柯，不但能解渴，还能止咳。后来可卡因被列为毒品，所以可口可乐不再使用古柯作为原料。

在全球化的早期，来自遥远地方的咖啡和茶都是昂贵的商品，像香料一样用来表明消费者的地位。“咖啡、茶和巧克力最初是欧洲上流社会流行的饮料，后来才传播到普通民众，”考特赖特说。这很正常。时尚一般是由上流社会推动的。考特赖特说：“但在家家户户的普通人开始喝茶之后，贵族和绅士们并没有收起他们的银壶和银杯。为什么呢？一个答案是，这些饮料（以及加入其中的糖）具有提神和上瘾的特性，而上一季的时尚却没有。虽然英国贵族用金边杯子和优雅的礼仪来凸显自己不凡的地位，但他们不会放弃普通人也喝的茶。”他们上瘾了。

茶树原产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和东南部，分布于云南至印度阿萨姆邦。中国饮茶习俗是从西南传来的。英国殖民者来到次大陆后，曾在印度东北部尝试种植咖啡，但收效甚微。后来他们发现那里是种植茶树的好地方。这大大减少了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价格也变得更加实惠。英国人无论阶级，都对茶情有独钟。二战期间，他们甚至为坦克配备泡茶设备，以便士兵在炮火中也能喝上下午茶。

进入21世纪，咖啡和茶早已成为人们日常消暑解渴的饮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咖啡和茶也突破了饮品的范畴，被中产阶级视为身份地位和高雅生活的象征之一，相当于英国贵族的“金边杯、高雅礼仪”。当然，上层阶级享受的还有昂贵的葡萄酒等穷人不知道的东西。在穷人的想象中，那也只能是“我发财了”之后的两个馒头——吃一个，扔一个。有趣的是，咖啡和茶的新符号产生了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文化”。从根源上讲，在中国，咖啡是外来文化，茶是本土文化，从而产生了至今仍带有历史遗迹的现代饮酒礼仪。

爱好的发展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当一个群体养成了相同的习惯或“瘾”时，就必然存在群体心理。

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把种子带到了云南。考特赖特说：“20世纪70年代，普通美国人只需要半分钟的劳动，就能赚到一杯现煮的咖啡。”在中国，咖啡价格昂贵得多，历史更短，消费也已中断。因此，除了提神解渴，一些城市新兴中产阶级赋予了咖啡象征意义。对他们来说，只有在连锁店喝咖啡才值得向别人炫耀，拍照时咖啡杯旁边必须放一台电脑和（或）一本书。然而，这种时尚似乎正在消退。曾经被视为时尚消费场所的快餐店，也经历了这样的形象衰落。

茶是中国的土特产，中国人自古就有饮茶的习惯，至于有多古老，没有定论。目前，饮茶似乎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中才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古董家具、大红灯笼。饮茶前，有些人会进行一些规定的动作，这些动作被称为“茶艺”——现代中国人模仿日本的饮茶动作，自主创新。这种饮茶动作并非来自古代，并不比喝咖啡的当代意义更古老。但“茶艺”终于和妇德、弟子规一道成为“国学”的流行元素，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论语》里的汤。这些动作很少是传统的，但却被视为传统，进入当代社会，形成新的国粹。

于是，咖啡与茶分别成为现代与传统的两个象征。其实意义都是被赋予的，就像烟与酒，都是由喜欢的人所推广，也是商业运作的结果。易受营销影响的人们将商家的暗示转化为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添加剂，没有这种感受的陶醉，这些消费者喝得不够香。这种依赖不是咖啡或茶本身造成的瘾，也是一种“瘾”。与毒品相比，咖啡和茶的瘾很容易戒掉，尽管没有必要。时尚只体现在使用成瘾药物的方式上，而不体现在成瘾药物本身。没有附加意义的饮料，可以大口喝，也可以慢慢啜饮，同样令人享受。考特赖特说：“成瘾药物本身一旦被广泛接受，就会持续很多代，成瘾药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茶产于南方，长江以北产不多，淮河以外基本不产。饮茶习惯南北相同，但饮茶方式南北不同，这大致与传说中的南北性格相符：南方较精致，北方较粗犷。北京的大碗茶曾经名声大噪，但这种贫穷时期的廉价饮品早已从街头绝迹。西北人的盖碗茶，加入各种干果、冰糖；长嘴铜壶冲泡技术在川、川等地保留。广东有功夫茶，但早茶大概不是一种饮茶方式。广东人喝早茶大致相当于北方人过去澡堂，既休闲又社交。其实澡堂里公开聚会，并不只限于北方，喝早茶也并不只限于广东。广东早茶以种类丰富、美味小吃多而闻名。茶馆里听戏、打麻将，在南北各地也广为流行。习惯会上瘾，人到中老年，就会养成一些难以改变、不愿改变的习惯，时间长了就成了传统，这比表面的茶艺更有生命力。

当然，以上关于中国的内容并不包含在《五百年瘾》中，但本文作者只不过借此话题加以阐述。

鸦片、毒品与政治

《五百年瘾》的中译者把鸦片放在了书的副标题里，这是一种古老的毒品，能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为了把鸦片这种毒品输入中国，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被定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在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一个事件可以消失，只要强权政府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清政府对待鸦片战争的态度正是如此。所以，鸦片战争并没有改变什么，很难成为历史转折的象征。中国近代史展开得很慢，有很大的挫折，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起点。历史分期是为了史学家叙述的方便，很多时候和历史本身关系不大。如何划分时期，不应该成为一种执念。

除了鸦片，《五百年瘾》还讲到了很多其他毒品，普通读者没必要去了解，只要记住毒品危害极大就够了。

俗话说，药三分毒，药与毒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有些药物会让人产生依赖性，过量服用也会变成毒品。随着化学和药学的发展，新药不断被发明。考特赖特说：“从来没有一种兴奋剂一出现就成为欧洲或北美的大众消费品，它们原本是其他地方的稀有药物，医生们会对它们的利弊发表激烈的意见。”只有当这些药物超出了药品的范围，才会引起官方的关注，引发新一轮的禁毒。这时，已经太迟了。

鸦片既是良药，又是毒品。芬太尼是一种化学合成的阿片类止痛药，也是一种滥用药物。2016年，美国有2万多人因芬太尼过量而死亡。中国自2019年5月1日起将芬太尼列入管制药物名单。吸毒受文化影响，在严厉打击下，某些文化更容易产生对某些药物的成瘾者。考特赖特说：“喜欢寻求刺激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在尝试后更容易上瘾。”他还说：“中国文化把幻觉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在中国从未流行过。”吸毒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人类精神。如果仅限于警察行动，禁毒斗争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权力也是一种瘾，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瘾和国内的权力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鸦片战争”这个名字，中国人耳熟能详，虽然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细节。英国在20世纪初停止关注向中国进口鸦片，“由主张关税保护转为主张国际管制”。此时，酒精正在取代鸦片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鸦片种植的推广也大大降低了远距离贩运的利润。考特赖特说：“（鸦片）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下降——至少在英帝国内部不如以前了。”这种变化与清朝禁毒无关。有没有文明进化的因素？有。但国际关系更多的是利益和权力的判断和误判的结果。道德是遮盖它的遮羞布，虽然也有不少真诚的信徒。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转变，才是这些国家从贩毒走向禁毒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