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现实生活应该有表达自己的力量。┄┄如果作者每天都把握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去处理眼前的事情，总能写出一些好作品。即使偶尔失败，也不是什么大损失。——艾克曼编《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1982

1823年，31岁的贫农艾克曼终于来到魏玛，拜访他的偶像歌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从此，艾克曼的名字就和一位伟人联系在一起了。尽管他备受争议，但没有人能阻止他名垂青史。正如美国比较文学教师戴维·达姆罗什所说，艾克曼通过编纂这份与歌德的对话记录，附身于歌德。那是无数人羡慕嫉妒恨的，令人厌恶的一句话：“我的歌德”。

196年后的今天，我也去了北京。我从祖国南方一个温暖的小城南宁来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了一年，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正因为如此，我才突然对艾克曼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和那些想把艾克曼从历史中抹去的评论家、学者不同。我并不否认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但当歌德和艾克曼同时作为文学人物出现时，艾克曼可能比歌德更能给读者或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艾克曼对文学的热爱和卑微的身份之间的差距，恰恰赋予了他文学形象的张力。歌德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更像是一座丰碑，如果不能和年轻的生命沟通，无论他有多么深刻的见解，恐怕也和路边的一块石头无异。有评论家认为，艾克曼受到了歌德的影响。 其实，歌德是否也应该感谢埃克曼使他的思想更加生动呢？

二

前不久，人大来了一位年轻的副教授，他是留学意大利的海归，在北大开系列讲座，我旁听了他的一节课，我唯一认同他的话就是北大的中文系是全国最好的，比京都大学还要好。别的不说，就比较文学而言，全国一共有五位长江学者，北大就有四位，这四个人我都见过。这就好比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五大高手，南皇北丐，中央魔神。除了周伯通没机会见面外，南皇北丐都出现了。当然，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比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热闹多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南皇北丐、无崖子、王重阳、张三丰等等，都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 就好比孙悟空要跟奥特曼打架，要怎么分出胜负？毕竟两人的格斗方式不同，体重也不在一个档次上。按照国际规定，这两个人是绝对不能放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法比较，只能说各有千秋，秋色各半。

一天，我和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乌兰在留学生食堂吃饭，一个头戴帽子、身穿黑色皮衣的瘦削男子看到我右手边的座位空着，示意我让他进去。我和乌兰正讨论着一个问题，突然那个戴帽子的男子说：“对。”我用余光瞟了他一眼，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专业，但因为他怒气冲冲地说：“长江学者也不能评二级教授？”，我猜到他的身份了。后来，经过仔细询问，我才知道，戴帽子的男子正是京师大学堂比较文学四位长江学者之一的张俊哲（化名）。我和乌兰顿时感到荣幸和幸运。我和乌兰互相客客气气的。乌兰说我很幸运，我的生活就像小说一样。 我说，要不是你刚才那句话，长江学者也不会出现，看来这个运气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创造的。

张教授吃完面，正要离开座位。我立即站起身，快速闪到一旁，深深鞠躬：“张老师，再见。”这绝对不是空洞的奉承。我从小就很尊敬老师。老师的话对我来说总有一种魔力，所以从小到大，我总是响应老师的呼唤。然而，当我成为一名教师后，我发现老师的呼唤并没有那么有效。在学生面前，我甚至会颤抖。吴兰也站起身来，行礼。

吴兰对张教授很感兴趣，马上上网一查，原来这位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学的，除了日语，还会韩语。“哇，原来是韩国人啊。”吴兰感觉自己发现了新世界。张教授曾坦言，自己和王教授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完全不同。

张教授提到的第三位长江学者是方卫国教授（化名）。我第一次见到方教授，是在季汉诺夫在伦敦大学做“世界文学与世界主义”讲座的时候。方教授是主持人，他围着围巾，衣着优雅，让我不自觉地把他和《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联系在一起。巧的是，方教授也是上海人。季汉诺夫做了四次讲座，我们见到方教授也就四次。方教授还邀请了京都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名教授，绰号“辛申”，长得颇像马景涛，来京都大学做讲座。那天，“辛申”所在的教室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走不出来。辛教授还真有明星风范，还把自己的亲笔签名照送给提问的学生。 虽然他很客气地说了一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但他的自信却丝毫未减，以至于当他转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我“吓得”差点闭上了眼睛。方教授“加油”地说：男同学不要提问。然而京师大学子却不把他的话当回事，站起来提问的同学大多是男生。

这样看来，方教授是我见过最多的长江学者了。算上我上过的那堂课，我一共见过他七次，比我的导师王教授还多。方教授德语流利，经常脸红，看上去很直率、很有激情。我猜是因为他学德语太深，有时候讲中文没那么流利。方教授曾自嘲：上我的课，就是看课件，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尽管如此，方教授的精神没有丧失，名声远播。

第四位长江学者是谁？我好奇地问了张教授，毕竟在京师大学的网站上我只看到三个名字。不过，当张教授提到第四个名字时，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位老师曾教过我等人两个学期，而且还是我在西都大学读博士的学院院长曹颂德教授。原来如此，曹教授身兼两职，与京师大学问渊源如此之深，这是我之前并不知道的。

三

到北师大不到一周，我就在王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王教授的办公室不大，但设施齐全，别的不说，在北师大能有一间自己安静的自修室，已经是我羡慕的事情了。

王教授的桌子上堆满了新鲜的水果，草莓、哈密瓜、香蕉等等，看得我垂涎欲滴。王教授教过的研究生、博士生、访问学者齐聚一堂，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时，每年大年初一拜年的场景。爷爷奶奶坐在桌边，其他的叔叔阿姨、堂兄堂妹，大家轮流给长辈们拜年。妈妈让我把大家叫过来，这几乎成了我们大年初一拜年的仪式。

爷爷奶奶去世后，老家的房子就没人住了，再也没见过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热闹拥挤的场景。但在王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竟然感觉像小时候过年时去拜访朋友一样。导师的感觉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就像父母、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一样。

大家轮流向王教授汇报学习或求职情况，或表达个人诉求。此时此刻，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想起晚上六点还有课，就率先和导师告别。临走时，我拿了一根香蕉。导师觉得一根香蕉太少了，就让我再拿一根。

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往楼下走，看了一眼电梯口挂着的海报。没想到刚一转身，就撞上了“虚无之阵”。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手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眼镜，眼镜还在，完好无损。借助眼镜的反光，我仔细一看，发现眼前是一堵玻璃墙，玻璃墙的右侧就是门，也是玻璃做的。我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额头流下来，伸手接住，再放回眼前，原来是一块鲜红色的血块。天啊，流血了。我的脑袋破了？

我突然很想念妈妈，也很感谢她。自从她生下我，我从来没有跌倒过。为什么会“走错”这堵墙？我一点也不难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上帝在提醒我、在帮助我。我刚到北京，还不到一周，上帝就让我用这种方式向北京致敬，仿佛在说：你好北京，请照顾我。

我精神上乐观，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校医院在哪？我刚到，还不知道。告诉门卫或者保安？他们根本没发现有人受伤，我怎么好意思蒙着脸去找他们？再说，我走到他们面前，又能说什么？说我撞到墙上流血了？像个无助的孩子？这不是我的风格。打电话给我的导师？我才刚来北京，就给别人带来麻烦，实在没脸做这样的事，一定要自救，毕竟以后的路还很长，还要自己走下去。于是，我想了想，决定还是拨打120急救电话，这应该是唯一最有效的办法。我很庆幸自己在北京，在大城市。电话接通后，对方要转去最近的医院，他们以为我给别人叫救护车，我强调是我自己受伤的； 我怕他们不重视，就说我伤势比较重，然后慢慢地走出主教府大门，向首都广场走去，面对着红旗飘扬的地方，那是我同意拨打120的地方。

晚上六点左右，北京广场，冷风吹来，刺骨的寒风钻进我的脖子。我一手捂住受伤的头，一手握着手机，环顾四周，有玩耍的孩子，有路过的家属和学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甚至没有一个人朝我这边看。天空中一群乌鸦低低飞过，我想起一位老教师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这里是很多年前刽子手处死人的地方，地下埋了很多尸体。她说，你没注意到吗？主教楼就像棺材，图书馆就像墓碑。北京人比较迷信，认为门不能正对棺材，所以这边的门就开在南边。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真的，那些鬼要报复的人肯定不是我。所以，我从来不怕。

我自拍了几张，看到自己半张脸都沾满了血，但我还是咧着嘴笑，像个调皮的孩子。想到需要包扎伤口，我想把衣服脱掉，但又怕脱了衣服会着凉，毕竟天气还是很冷，我又穿着羽绒服，如果脱掉衣服站在空旷的广场上，救护车还没到，我估计会冷得站不起来。而我又不能回教学楼，只能站在广场中间，这样我和救护车才能方便地找到对方。

救护车终于来了，我看了看时间，大概等了不到二十分钟，两个医生急匆匆的下来，我感觉像是看到了亲人，还没等到他们注意到我，我就走到他们面前，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上了救护车，我看到车上放着一个担架，旁边坐着一个医生。上车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愧疚，我受了点小伤，就来了三个医生和一个担架，这得有多严重啊，医生会不会觉得我“小题大做”？我有点紧张，医生让我躺在担架上，我感觉“受宠若惊”，又有点不好意思。医生坚持让我躺着，说躺了她就给我包扎。于是，我就乖乖听医生的话。医生们对我的伤很认真很认真的治疗，没有觉得我在“耍手段”，看到他们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心里也稍微放心了一点。 迷迷糊糊中，一个医生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签字。我签了一份，又签了一份。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再说，我受伤了，也不好意思要求时间长一点，或者看清楚一点。反正我隐约看到一个数字，2500元每小时。我刚放下的心，又开始悬起来。2500元每小时，我估计这一趟至少得花几万吧？一万可能不够，估计得几万吧？怎么办？我刚来北京，就得花几万，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不懂得理财吗？我真的没有财运。几万，我都不知道卡里有没有那么多钱。如果凑不齐这么多钱，找谁借呢？ 我爸妈借不出来，我老公也没钱借，别人借也没道理。但转念一想，管他呢，我先治病吧，既然他给我打电话了，不管多少钱我都收下，就算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也凑得齐。也就几万而已，我应该能负担得起。这样一想，心里就放心了。反正几万而已，有什么好怕的？

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我想多了。医生只收了我265元的救护费，我通过微信打到她个人账户，她再帮我付现金。给我治病的医院是北大三院，给我做皮肤检查的那个小伙子很温柔，给我缝针的年轻医生也是刚毕业不久，做事非常细致。半个月后，我的伤口愈合了，几乎看不出做过手术。我其实还是很怀念在医院的感觉，那是我感觉最温暖、最放心、最平静的时候。我不太会照顾别人，也不敢享受别人的照顾，但如果非要二选一，我宁愿选择晒太阳，或者照顾自己。照顾别人还是被照顾，我都有心理负担。去美容院享受自己花钱买的护理，总觉得很浮华、很肤浅。 那些做美容的女人技术虽然不怎么样，但她们嬉皮的笑容和矫情的功力却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也许只有医护人员才是最用心照顾病人的。

四

春天的京都天气时热时冷，但总体来说气温逐渐回升，各种花儿也开得正艳。首先是樱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开得太早，在暖春到来之前就凋零了。其次是木兰，大片大片地开着红、白、紫，放眼望去，都是姐妹，却依然淡定。再有就是郁金香，个别花朵叶片大，花心空洞，但红黄混在一起，却形成不可小觑的鳞片。最惊艳的还是海棠花，花中仙子，在公交车上无意间看到，便下车痴迷地跟着看了起来，近距离看确实让人失望很多。

应朋友之邀，我也去了京都大学的静园。我觉得最好的春景，是在热闹与没有热闹之间，稍加点缀，却不争美。有杨柳摇曳，柔情似水；还有未名湖的水，碾压着太阳的金光，如万千颗星辰，衬托着塔楼的梦幻。朋友是个超级贴心的人，不但履行了热情好客的义务，还主动帮我拍照。我拒绝不了他的好意，加上世事无常，便心不在焉地拍了几张。但总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美丽的春景，无论是与花草一起拍照，还是与水景一起拍照，要么是浪费自然资源，要么就是大破坏。来北京一个月了，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好不容易和朋友出去春游了一次，春光却刺瞎了我的双眼，刺痛了我的心。 如此美丽的花草树木、山川秀丽的风景，我该与之为伴的是多么美妙的人啊，怎么会是我呢？我浑身充满了衰老和“腐朽”的气息，只配在古墓里读《亡灵书》。直到走出书房，来到大自然中，我才感受到。我不禁感到惭愧。这种失落感似乎与我听课时的兴奋感是来自不同的身体。我想起张正文教授说过，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是民族的不稳定性。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青春期延长的民族，充满活力，但不稳定。我其实有点羡慕，好像他说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人。那么我到底是应该做一个结构稳定的人，还是一个活力十足、青春期延长的人呢？我既痛苦又快乐，既绝望又幻想着希望。

我在京都待了一个月，上过不少课，听过不少讲座，对形形色色的人也了解不少。不管这个官有多高，级别有多高，学问有多深，来听他讲课的人都不会太多，只有十几二十人，有的还是被学校逼着去听的。做学生也好，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地位而骄傲，引来无数读书人来征服你，但最后都失望而去。记得有一次，帝国大学的一位大佬很无奈地说：我为什么在学生中没有号召力呢？这位先生以前是位高官，即使他改行做了读书人，手里还有重要的资源，迎合他喜好、奉承他的人很多，但他还是不肯罢休，想要赢得学生的心。我觉得这就是贪欲。做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做人；做​​读书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学问。 你不用在意别人喜不喜欢你。科研人员的任务是发现真理，而不是想方设法讨好人，因为一旦有了讨好人的心态，就必然会庸俗，庸俗是科研的大敌。不管是否流行，科研人员的初衷和基本任务都不应该变。

北京很大，但有些人你永远也见不到，也碰不到。你看到的是满大街都是和你一样的人，个个都是风尘仆仆。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最不时尚的。北京人穿得没有四川人好，北京物价也没有南宁高。就算你读博士、读博士后，你的根还是在底层。前几天看了王小帅的电影《地久天长》，那是过去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奇迹，没有浪漫，只有忍耐和煎熬；不管风雨有多大，能活下来就是胜利。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要用掉好几包纸巾，但我没有流一滴泪。因为那不是我喜欢的生活。不管什么原因，我都无法认可、无法认同那种生活方式。生活需要一些改变。我和艾克曼真的没法比。 他寻找的是歌德，而我要寻找和建立的，恰恰是我自己。我是我的英雄。但某种程度上，我有点像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抛开他夸张的野心，我更合适的身份是京都的一个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