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上街流行穿什么？一千个人可能会有一千二百个答案。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到时尚，一个词绕不开——“的确良”。这种在现在看来颇为土气、穿着不舒服的化纤面料，在当时引领了服装色彩鲜艳、挺括的潮流。也正是这种“不长在地上的布”，帮助中国人结束了服装上“大衣改小衣、旧衣翻新、补丁上补补丁”的时代。

1957年6月，为节省棉布、支援工业生产，华北工程公司职工提出“一年不领工作服”，靠缝补度过难关。高宏 摄

“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些化学纤维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业基础薄弱，食品、服装、生活用品等生产发展跟不上亿万人民改善生活的需要。当时大家都穿棉布衣服，有限的土地只能用来吃（种粮食），不能用来穿（种棉花），纺织品极其匮乏。

1957年4月20日《北京日报》第1版

1954年9月，全国开始实行棉布的计划定量供应，各地分期按人头发放布票，布匹、成衣、床上用品全部用票购买。1956年，全国遭受水灾，棉田减产，纺织品供应日益紧张，不得不加强“布票购买”措施。“五寸以下的童装、布匹，一律凭票计收布票；蚊帐布按八折计收，制成蚊帐的顶布、边布、网布，一律凭票计收布票。” （《北京日报》1957年2月10日第1版）1957年4月，国务院通过决定，当年第二次发行的布票“一律半价使用”，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克服困难，精打细算，节约棉布”的号召。9月，北京公布新一年棉布供应计划，城镇居民和大中学生全年布票限额由36尺减为24尺。

1968年5月，北京前进棉纺厂织布车间。胡敦志 摄

二十四市尺是什么概念？一件衬衫需要七尺五寸的布，一件棉衣需要十六尺的布……布票不够，钱又不宽裕，人们在衣着上只能节俭朴素。再加上纯棉衣服容易破损，所以穿打补丁的衣服、护袖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普通家庭的孩子一年到头很少能穿新衣服，要么捡爸爸或妈妈的旧衣服，要么捡哥哥姐姐穿不下的衣服。

如何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如何让布“不从地里长出来”？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靠化纤。据报道，毛主席曾对周总理说：“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来？别让老百姓费了那么大劲才穿得上衣服。”

涤纶是一种化学纤维，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际上流行，又叫达克纶、涤纶，可纯纺，也可与棉、毛混纺，通常用来做衬衫。据说这种布料最初在广东叫“大可良”，传入北方后就成了“大可良”，后来人们发现“大可良”穿起来不够凉快，就改成了“大可良”。

“的确良”的“优秀”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它并不吸汗透气，但却挺括滑爽，易洗快干，比棉布结实耐用，是“踩着、踩着、盖着”的，一件相当于三件。更重要的是，“的确良”虽然价格昂贵，但并不是按照实际布票来收费，而是打折，这对于布票不够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20世纪60年代初，“涤纶”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小批量试制。由于当时中国人不具备从石油到化纤的生产能力，只能依靠进口聚酯纤维发展“涤纶”，后来又依靠进口聚酯切片制造聚酯纤维。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尽可能用于出口赚取外汇，如北京生产的冰山牌漂白“涤纶”、天坛牌衬衫等。大城市上市或出口内销的少量“涤纶”原料和成衣供不应求，人们排队购买。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才决定大规模引进石化设备，发展化纤工业全产业链，上海金山石化等大厂相继建成，曾经作为高档商品的“涤纶”才逐渐流行起来。

街头流行花衣服

“的确良”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

1977年，北京印染厂在百货大楼举行“的确良”花卉布料图案评选投票活动，市民踊跃参与。 胡敦志 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时装的概念，衣服男女基本一样，颜色只有灰、蓝、黑，外媒形容他们为“蓝蚂蚁”、“灰蚂蚁”。“的确良”的出现，让人们看到衣服不仅可以没有“死皱”，还可以这么鲜艳。尤其是各种花色的推向市场，一下子让大街小巷都色彩缤纷起来。一时间，想要穿得时尚点，就得省着钱去买“的确良”。

起初，人们买不起或买不起几件“的确良”衬衫，只能买“的确良”制成的假领子，轮流穿几件，每天给人一种清新、得体、高档的感觉。姑娘们如果有一件格子“的确良”衬衫，就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的确良”的流行，姑娘们开始穿小花裙、带衬衣的白裙子，走路时裙摆飞扬。男士们热衷于雪白的“的确良”衬衫，不少男士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里。

在本报的报道中，可以找到很多那个年代的时尚回忆。有人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他有幸作为学生代表接待外宾。为此，他连着几天到亲戚家寻找装备。最后，他选中了一双只能在上海买到的白边白塑料底的方口布鞋，一条堂姐舍不得穿的“的确良”暗条纹长裤，还有妈妈的一件“的确良卡其布”（简称“的确良”）上衣，还穿了一条假领子。这身拼布装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成为他多年来自己炫耀和自负的资本。（1994年9月17日《北京日报》第8版《回首那个年代》）

顾客在瑞蚨祥选购涤纶、人造丝面料。李曦 摄

还有人回忆：70年代初，王府井有一家专营出口转内销服装的益民商店，一下子成了沙漠中的绿洲。姑娘们为了买一件衣服，得在人群中挤上几个小时。有一次在益民买了一件14元的长丝“的确良”绣花短衫，标签上绣着“做工精良”和“中国制造”。因为太过奢华，只好锁在箱子里，直到1978年上大学才拿出来，还是很显眼的。（《北京日报》1994年11月21日第7版《时尚笔记》）

产销一度不同步

20世纪70年代末，化纤行业全产业链逐步建成，但市场上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虽然“的确良”产品种类齐全，但有些品种普通百姓买不起，而老百姓舍不得买的品种却大量供应。

1978年10月，记者在北京调查了涤纶斜纹布大量积压，涤纶府绸紧缺的现象。结果发现，府绸用途广泛，深受群众喜爱，尤其是军绿色府绸，一上市就销售一空。但斜纹布太薄，不好看，一米比府绸贵六分钱，卖不出去。

1978年10月6日，北京日报第1版

奇怪的是，商业部门明知斜纹布积压，却仍继续大量进口。市纺织公司表示苦衷：斜纹布和棉布一样，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厂里一生产出来，商业部门就得收购。其实，市二棉纺织厂生产的斜纹布和府绸都是用同一种纱线织成的，生产斜纹布的设备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织府绸。纺织公司早就向工厂提出调整，但半年多过去了，一台织机也没改造。那么，纺织厂为何坚持生产滞销品种呢？原来，斜纹布的产值比府绸高，如果改斜纹布为府绸，厂里的产值就会下降，企业就评不上先进，工人也拿不到奖金。

“涤纶”产销背离的怪现象并非孤例。当时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企业都是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任务生产，而不是按照需求来生产，至于产量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企业根本就不在乎。这也导致产销普遍不匹配。

改革开放的到来，迅速打破了关门大生产。1979年12月5日，本报头版刊登了《逐步树立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生产的正确思想》一文，报道了纺织部门的变化：过去不生产价值低的品种、难生产的品种、花色多的品种，现在考虑市场需要，决定增加、减少、停产不同品种。该市棉纺二厂过去一年只调整几次品种，很少大修织机，现在每个月都调整品种、大修织机。

印染厂印刷工段。高宏 摄

第一批闯入市场的人，也感受到了时代的微妙变化。大新纺织公司总经理王玉清回忆说：80年代初，他带领几个无业青年开了一家丝绸布匹店。当时，市民买布还得凭票，买一米“狄卡”，需要6元多现金和一张3寸的布票。他看准商机，买来白色的“狄卡”布，送到印染厂加工，再在店里卖。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这样的“狄卡”每米只要3.6元，还不需要布票，一天就卖出几万元。没想到，这被认为是典型的“投机倒把、暴利横行”行为。在等待加工期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国家定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这才让他免于牢狱之灾。 （2004年8月19日《北京日报》第12版《邓小平与市场经济》）

1978年2月10日，北京日报第1版

“布票还需要用吗？”

进入80年代，棉花产量连年增加，涤纶混纺织物产量比60年代末增长30多倍，纺织品生产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从1982年开始，国家逐步减免部分纺织品的布票，开放了供给，曾经稀缺而极其珍贵的布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1981年11月和1983年1月，国家根据实际成本变化，连续两次大幅度下调“的确良”、腈纶等化纤织物的价格，过去价格昂贵的“的确良”变得经济实惠。

1989年9月北京服装节一瞥。叶永才摄

1983年9月26日，本报发表内参文章《布票还有用吗？》，记者在获取大量第一手市场资料后，建议取消布票。1983年11月22日，商业部发出通知，宣布从当年12月1日起，国家暂时免发布票、棉绒票，1984年不再发放新票。使用了30年的布票终于被废除。

201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第46版

穿衣服不再是问题，棉纺织品和化纤面料的种类越来越多。80年代中期，曾经风靡的“的确良”逐渐没落，开始注重穿着舒适的人们意识到化纤面料不透气、不吸汗等缺点，曾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的确良”衬衫，开始转向涤棉、纯棉、牛津、丝绸、法兰绒格子衬衫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人的穿衣风格和审美情趣不断更新，纯棉面料再次成为时尚。当然，质感和花纹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柔软、易撕破的棉布了。“的确良”在“短缺时尚”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记忆。

本版文字：謇熙 史料：北京日报图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