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景阳轩酒店苏州旅游指南封面

诞生于日本近代旅游热潮中的旅行指南，虽然身处历史、文学、文化宏大叙事的夹缝中，但也包裹在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无论是所规划的路线、所设置的景点、所描写的风景、所安排的交通，甚至所住的旅馆，都是制度性的建构，并非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之外，相反，它深深嵌入其中，无非是近代日本开拓中国经营乃至合理化中国经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20世纪初，随着日本近代海外旅游热潮的兴起，风景秀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江南，吸引了大批近代日本人。 随后诞生的旅游指南通过对江南风光、旅游线路、名胜古迹历史沿革、文学典故的描述，甚至酒店、银行、烟酒、丝绸、胭脂粉的广告，将江南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传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最直观地呈现出来。在建构江南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认识。相较于近代日本在华情报机构（如东亚共同文化院、满铁研究部）以“侵略”“扩张”为目的撰写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区域调查，旅游指南为近代日本人建构江南形象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对江南经营进行合理化的话语策略，似乎被充满浪漫想象的“旅游”这一认知装置所遮蔽。 鉴于此，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游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模式，聚焦20世纪20年代前后江南游逐渐盛行时期的日本近代旅行指南，分析旅行指南如何通过建构江南形象塑造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认识，并推动江南成为近代日本人在华旅游的热门旅游地；同时，以出版《苏州指南》的景阳轩酒店为例，探讨日本政府如何通过“旅行”这一话语引发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团结感与亲近感，从而合理化对江南的经营与侵略。

一、《江南名胜古迹》中江南形象的建构

1921年3月，日本第一本近代江南旅游指南《江南名胜古迹》出版。和田弘文认为，《江南名胜古迹》的出版，改变了旅行者只能在上海旅游指南附录中查找有关江南信息的局面，填补了《江南》旅游指南的空白，从而积极肯定了《江南名胜古迹》作为第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江南的日本近代旅游指南的意义。

1923年版《江南名胜古迹》扉页

《江南名胜古迹》一书的作者池田百川在书前言中写道：“可惜至今没有一本日文版的江南旅游指南可供中国人参考。经朋友劝说，我便对江南各地的名胜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此册。……本书以史实为主，但并不介绍所有考察过的历史遗迹，对那些不必要或无趣的部分，则简单介绍或根本不介绍。”柄谷行人认为，“名胜古迹”与“风景”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所谓名胜古迹，是“笼罩在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概念）中的地方”；而风景则是“被人类发现和创造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池田百川为撰写旅游指南而进行的江南实地考察，其实就是一个“发现风景”的过程，即通过自己的情感结构和认知结构去发现风景，并写进旅游指南中。从“发现的名胜古迹，并非全部都加以介绍，对那些没有必要或没有兴趣的部分，则简单介绍或根本不介绍”的说法来看，读者能够读到什么样的江南风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南名胜古迹》的选择和塑造。原本以不同的地理意义、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来区分的江南名胜古迹，经过池田百川的选择和撰写，变成了整齐地罗列在书页上的同质化的江南风景。那么，《江南名胜古迹》发现了什么样的风景，又为现代日本人建构了什么样的江南形象呢？

池田百川在江南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

《江南名胜古迹》以城市为篇章，每章以一首与该城市有关的汉诗作为开篇，如《吴城观古迹》、《停泊秦淮》、《白堤》、《从角山望嵩山》等。在每章开头简要介绍各城市的交通、酒店、餐饮、物产后，池田百川对名胜古迹的历史沿革、故事传说、与古迹有关的名人名作、古典诗词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也不乏主观评价。 例如，在“西湖”一节中，作者用了48页的篇幅考察了西湖的历史、传说、典故，并在书的附录中以“西湖诗”为题，收集了唐、宋、元、明、清五代诗人的西湖故事和西湖诗篇，涉及诗人50余人，诗篇30余首。此外，“虎丘”一节用了12页的篇幅介绍了虎丘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学典故等；“寒山寺”一节则对寒山寺名称的由来、文征明、俞曲元的《枫桥夜泊》诗、《江峰渔火临愁眠》中“枫桥夜泊”一词的考证等进行了详细的追溯和介绍。 不同于日本政府铁道局出版的《朝满中国指南》等旅游指南的客观、简练、理性，对交通、酒店、餐饮、行程安排等内容的大量介绍，《江南名胜古迹》着重对江南古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引入了大量江南古典诗词和神话典故，使得池田百川的《江南旅游指南》比同时期的旅游指南更加主观、感性、文学性。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前后，国内也诞生了一大批旅游指南。但无论是1921年朱以文编撰的《苏州指南》，还是1925年时捷书店出版的《苏州速览》，都侧重于介绍苏州的交通、邮电、教育、医疗、古迹等，很少对名胜古迹背后的传说、典故、诗词进行考察和描写。而《江南名胜古迹》却以传说、典故、诗词为载体，充满了浓厚的“文学性”，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指南，赋予了江南诗意、浪漫、感性的美学属性。 更确切地说，《江南名胜古迹》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真实的江南风光，而是一个由诗歌、美文、典故、神话等构成的关于江南的“中国诗文风景”。从命名方式来看，池田百川并没有将这本日本第一本关于江南的近代旅行指南定义为“指南”或“速览”，而是将其命名为《江南名胜古迹》。这种命名方式揭示了池田百川所选择的风景并非真实的江南全景，而是具有历史和文学意义的地方。之所以如此选择，或许是因为所选的风景需要与描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的中国文学联系起来才能产生意义，因为相比于地理空间的真实风景，书页上罗列的“中国诗文风景”似乎更容易引发现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与热爱。 这一点在具有深厚汉学底蕴的现代日本人的江南书写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如竹内树认为：“古都苏州至今还清晰而毫无保留地诉说着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抒情场景。”

“青木昌雄在《江南春色》中也写道：“似乎受到了南宋诗人感伤氛围的影响。”谷崎润一郎在《西湖月色》中感叹：“我感觉每个出生在南方的人都要成为诗人，真想把这一带的风景和风土人情展现给那些自称日本是东方诗歌之国的人看。”可以说，池田百川抓住了现代日本人对散发着中国传统诗歌气息的江南地区的兴趣。为了迎合这种“兴趣”，他刻意借助与名胜古迹挂钩的“汉诗文山水”，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浪漫主义气息的江南形象。

小森洋一在《阅读作为一种事件》中写道：阅读的开始意味着“叙述者与读者同时在场的开始。叙述者写下的句子进入读者的意识空间，从而产生意义。这也意味着，读者意识中曾经存在的句子被投射到叙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场中。”从这个角度看，在阅读的过程中，池田百川所发现和塑造的江南风光得以进入读者的意识空间，而读者意识中原本存在的中国诗歌和散文所形成的想象中的江南也被投射到《江南名胜古迹》中的江南书写中。 《江南名胜古迹》所塑造的风景与影响的读者呈现出强烈的互补关系，与读者达成了对江南“美”的认知共谋，无形中拉近了现代日本人与江南的距离，激发了现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感，从而吸引日本人驻足游览江南。从另一个角度看，《江南名胜古迹》对江南形象的建构，其实就是影响甚至塑造现代日本人对江南认识的过程。诗歌、散文、神话、典故等构成的整齐排列的“中国诗文山水”，是现代日本人所创造的同质化、无差异化的江南地区想象，通过阅读进入读者的意识空间，也让读者通过“中国诗文山水”获得了想象和体验江南地区的统一路径和标准化的认知模式。

从《江南名胜古迹》的版权页上，我们可以知道该书的出版者是上海的日本堂书店，但“主要发行地：东京东京堂、大阪青文馆”等信息表明该书的主要销售对象是日本国内的读者。1921年至1923年，《江南名胜古迹》连续出版了四版，甚至成为芥川龙之介游历江南的旅游指南，在《江南行记》中频繁出现。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印证了该书作为及时旅游指南的受欢迎程度。芥川龙之介1922年在《每日新闻》上连载的《江南行记》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江南名胜古迹》的出版，进一步加强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景阳轩酒店因为敏感地抓住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与喜爱，甚至专门为近代日本人量身定制了游览江南的“专线”。

2.江南游“专线”和“苏州攻略”

1925年，苏州景阳轩饭店出版的《苏州指南》中，就有一篇专门列出江南的旅游指南。

该指南名为《神户某外文报纸组团苏宁杭州旅游指南》（以下简称《旅游指南》），列明的旅游线路为：东京—下关—门司—长崎—上海—苏州—南京—上海—杭州—上海—门司，苏州景阳轩酒店被选定为该旅游团在苏州的指定酒店。

神户外文报纸主办的苏州、南京、杭州旅游团旅游指南

从手册标题“苏宁杭州游”来看，该旅游团主要目的地为“苏州”、“南京”、“杭州”等传统江南城市，“上海”只是江南的入口，并非主要旅游景点。另外，该线路并未涉及“满洲里”、北京、汉口等中国其他地区，是一条“专属”江南的旅游线路。

无独有偶，与《苏州指南》同年出版的《中国乡村游》一书中，也刊登了一条与《苏州指南》中江南游“专线”大致相同的旅游线路：“游客从神户出发，经门司到长崎，乘中日联络船或上海邮船到上海，再游览上海周边的乡村，通常是苏州、杭州。”无论是出发点长崎，还是经上海到达目的地苏州、杭州，这条线路都与《苏州指南》刊登的江南专线高度一致。而且，名为《中国乡村游》的这本书，同样不以上海为重点，而是重点推荐上海周边的“乡村”——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从中不难窥见“江南游”在20世纪20年代近代日本人中的流行和热度，以及这一时期旅行者的旅行兴趣和旅行需求。 而这种出游需求，很大程度上指向了近代日本人盛行的“中国趣”。刘建辉认为，从幕末到明治时期，不少日本人到上海体验“西方”，感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但被称为“魔都”的上海，似乎并不能满足向往传统中国的大正日本人的“中国味”。芥川龙之介认为上海“完全西方化”，是一座“罪恶之城”；村松松风鄙视上海是“鬼怪的巢穴”；池田百川则称“近代上海已经成为完全西化的大都市，一点传统中国的痕迹都没有”，“江南是一片未被文明尘埃污染的仙境”。 村松松风甚至在1924年出版的《幻城》一书中的“江南杂记”一节中写道：“近些年来，携笔带砚前往江南的人，似乎明显增多……如果看看这些画家在上海的行踪，十有八九是去了苏州。他们下了船之后，似乎觉得在上海呆上一两天是浪费时间，就立刻带着行李奔赴苏州。”显然，受近代化影响较小的上海周边的江南水乡，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满足了近代日本人对传统中国的精神追求。由此可见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待上海和上海周边传统江南城市的不同态度。

此外，上述《中国乡村之旅》中提到的“日中联络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很可能指的是1923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开通的连接长崎和上海的“日中快速联络船”。据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出版的《我们的航线的演变》一书介绍，“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开通，使长崎到上海原本40小时的航程缩短到26小时。同样由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出版的《从日本到中国》一书，对“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建造、开通、航线和时刻表作了详细介绍，并在序言中指出了“日中快速联络船”开通的主要作用：“它使上海成为日本东海道的延伸。” 类似的说法在书中不止一次出现：“自从1923年建造、航行于长崎和上海之间的两艘最新型快速联络船投入运营以来，人们有一种感觉，上海是日本领土的延伸。这全是联络船的功劳。”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的“日中快速联络船”成为连接日本和上海的交通工具，缩短了日本到上海的航行时间，也改变了日本人对日本和上海之间、日本和整个中国大陆之间距离的认知和看法。而且从“领土延伸”的表述来看，所谓的“延伸”似乎并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上的连接，而是隐含着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等政治意义的“领土”的连接。 在宣传“中日特快通信舰”时，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似乎有意识地用“延长线”的表达为民众构建“日中统一”的心理建构，给读者营造出日本与上海通过“中日通信舰”连接起来的想象，并自然而然地向民众灌输上海是日本领土延伸的观念，激发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纵情于日本和日本的延伸地带，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的探索欲望。不难看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通过“延长线”的表达，构建了与江南乃至中国的“统一”意识，进而将中国行动的内在意识合理化。

另一方面，《苏州指南》所刊载的江南游“专线”虽然没有直接注明乘坐“日中快船”前往上海，但从《旅行手册》所提及的“上午9点从长崎出发”、“次日上午11点左右抵达上海邮运公司惠山码头”等出发地、目的地以及26小时航行信息不难推断，这条“专属”的江南游路线，是乘坐“日中快船”前往上海，开启江南之旅的。 根据西原大辅的考证，“中国情趣”一词最早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是在1922年，而日本第一本近代江南旅游指南《江南名胜古迹》出版于1921年，《日中快船》开航于1923年，《从日本到中国》出版于1924年，而刊登江南游“专线”的《苏州指南》和推广江南游的《中国村游记》则出版于1925年。这种时间上的微妙关系也与上述推论相吻合。或许正是《江南名胜古迹》所塑造的诗意、浪漫、古典的江南形象，才成功地将江南构建成了近代日本人探索中国的理想目的地，从而吸引了不少近代日本人沿着江南“专线”乘坐“日中快船”游览江南。 苏州景阳轩抓住“日中快船”开通所创造的便利交通条件，打造了上述江南“专属”旅游线路，从而进一步推动江南成为现代日本人体验“中国味道”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那么，开创江南游览“专线”的苏州景阳轩究竟有何渊源？它和日本邮船公司有何关联？

3.苏州景阳轩和东京景阳轩

据苏州指南介绍，苏州西洋轩是由日本领事馆和中国政府共同授权，于1921年由出生于东京的木田月子创办。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东京也有一家名为“西洋轩”的酒店。东京西洋轩始创于1872年，是近代日本第一家西餐厅。作为日本近代文明的中心，这里汇聚了各界名流，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与日本近代文坛联系密切。比如，跟随森鸥外访日的德国姑娘曾在西洋轩住过一个月；芥川龙之介访华前，菊池宽、久米正男等人也在西洋轩为他举行了欢送会；而高村光太郎与横光龙一的婚礼也是在西洋轩举行的。

东京筑地精养轩视频

有意思的是，前述《苏州旅游指南》刊登的江南游“专线”中，既提到了东京景阳轩，又提到了苏州景阳轩。旅游指南的行程介绍中有这样的说法：“从东京出发时，列车上供应的早餐由景阳轩提供”、“游览苏州时入住的酒店为苏州景阳轩”。虽然指南中没有直接点出提供早餐的“景阳轩”就是“东京”中的“景阳轩”，但“从东京出发”的行程安排，显然暗示提供早餐的“景阳轩”是“东京景阳轩”，不可能是苏州景阳轩。简言之，东京景阳轩负责游客从东京出发时的早餐供应，而苏州景阳轩则为游客游览苏州时提供住宿服务。 这些信息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东京景养轩与苏州景养轩的关系，但也暗示了一种可能：受到日本领事馆扶持的苏州景养轩，正是东京景养轩的分店。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木田月子，极有可能对东京精养轩有着精神上的崇敬，也深知东京精养轩在日本的影响力，所以她试图借用“精养轩”的名义吸引日本游客。

苏州景阳轩酒店, 中国

除了《苏州指南》，苏州景阳轩还发行了名为《苏州名胜》的系列明信片。在一张名为《苏州名物 骡马》的明信片上，印着苏州景阳轩的图像。这张明信片的正面是一排骑着驴子的人。背景中，苏州景阳轩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二楼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景阳轩酒店”三个字，一楼是一面墙，一扇大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日本苏州景阳轩”。明信片下方的空白处，用日文印着“中国苏州景阳轩出版公司”（中国苏州景阳轩酒店 発行）的出版标识。仔细看会发现，明信片下方空白处的“日本苏州景阳轩”的酒店标识和“中国苏州景阳轩出版公司”的日文出版标识，分别“名称”为“苏州景阳轩”，颇有趣味。 带有“日本苏州精养轩”的酒店招牌，明显是为来苏州旅游的游客特意设置的。“日本”二字意在向游客传达苏州精养轩是一家日本酒店，暗示其与日本精养轩的渊源，从而吸引游客。“日本苏州”二字组合，将原本毫无关联的“日本”与“苏州”放在了一起，造成“日本苏州”是苏州与日本关系的假象。通过“精养轩”，苏州与日本连为一体，从而引发游客对苏州的亲近感，吸引游客入住。另一方面，明信片的目标读者更多是在日本处理和接收明信片的日本人。以“精养轩”为前缀的“中国苏州”，意在向日本读者展示，在中国苏州有一家与东京精养轩同名的“精养轩”酒店，促使读者对苏州精养轩产生亲近感，产生即使去了苏州也能入住精养轩的安全感。 可以想象，当印有“中国苏州景阳轩发行”的明信片完成从苏州到日本的“旅程”时，“苏州景阳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传，从而扩大了知名度。苏州景阳轩和东京景阳轩也似乎通过“越过边界”到日本的明​​信片相互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苏州景阳轩想要理清与东京景阳轩的微妙关系，以进行自我营销的宣传手段和目的。 目前，虽然笔者未能找到能够直接证明苏州景阳轩与东京景阳轩之间关系的资料，但旅游指南中同时提到了“东京景阳轩”和“苏州景阳轩”，且明信片上“中国苏州景阳轩酒店发行”的标识与酒店门口“日本苏州景阳轩”的标牌一起，巧妙地将苏州景阳轩安排在了东京景阳轩的延伸之中，并从上下文和空间上精心诱导读者，苏州景阳轩与东京景阳轩其实是一体的。

另一方面，“团结感”和“亲近感”的心理诱导，以及对江南游历的浪漫想象，也使得日本政府对江南的经营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日本民众期待。曾多次在苏州景阳轩驻足的大正画家桥本关雪，将江南视为自己的“画室的延伸”。《中国乡村游》的作者后藤朝太郎感叹“江南的世界其实可以说是东方的一个独特流派”，自称“以江南的世界作为自己学问的延伸”。然而对江南的热爱也刺激了近代日本人占有江南以便随时到访江南的心理欲望，激发了近代日本人对日本政府经营江南的道德热情。 把江南视为工作室的桥本关雪，曾写下“春风未到江左，神兵先入古金陵”“江南万户春意盎然，疆土处处是御风”等战歌来歌颂日军占领江南；后藤朝太郎也说“日本在今天的地图上虽然又小又长，但在我心中，全中国都是日本的。”显然，“大一统感”“延长线”等表述中蕴含的不仅仅是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与眷恋，还有将江南视为自己学（日本领土）延伸的殖民愿望。

据《日本旅行协会营业报告·大正5》记载，东京的西洋轩和开通“日中快速联络船”的日本邮船，都是1912年铁道局成立的日本旅行协会（JTB）的成员。由此来看，《苏州指南》刊登的江南游“专线”可能是同为日本旅行协会（JTB）成员的日本邮船与西洋轩酒店共同开发的江南游项目。据《西洋轩150年》一书记载，西洋轩从1915年开始积极承接铁道局交办的业务，甚至一度被评价为“住宿帝国，美食西洋轩”，其积极协助日本政府的态度可见一斑。 苏州指南发表了一篇名为“中日友谊的首席歌手Kida Tsukiko女士 - 苏州Jingyangxuan Hotel的支持者”，称赞Jingyangxuan的经营者，基德·托萨基克（Kida Tsukiko）为了强调“中日友谊”的政治意识，几乎所有“中国 - 日本友谊”在《苏州指南》中标记了字体的大小是其他角色的两倍，以增强了苏州的意识，以增强了苏州的意识，以增强苏州的意识，苏州纽约安那族人友好的友谊，为了强调“中国友谊”的牺牲。 显然，苏州·辛格克斯（Suzhou Jingyangxuan）致力于为基达·托基科（Kida Tsukiko）创建一个所谓的“中日友谊”的“个性”，并使用苏州指南作为将中国和日本建立联系的酒店，并致力于“中国友谊”，这是在派上的境外，以竞争的范围，以实现“中国友谊”。苏州·吉宁格克斯（Suzhou Jingyangxuan）酒店创建的“友谊”的名称并进行“江南巡回赛”，这是由尼普恩·尤森（Nippon Yusen）开设的“中国 - 日本快报” “这一切都与日本帝国的中国战略相吻合，即以“中日友谊”的名义开展中国业务。 这都是为“中日友谊的国际事务”所付出的努力，充满了理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刺激现代日本人与江南的亲密关系，从而在边境进行江南业务。

结论

总而言之，在1920年代，中国江南成为现代日本旅行繁荣的重要旅行目的地。对江南的理解：通过与著名的地方和历史遗迹相关的典故，诗歌和美丽的文章，安排了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江南风景，并布置了江南的深刻文化遗产，建造了一种古典，诗歌，诗歌和浪漫的现代日本传统图像。 这种图像构造准确地迎合了现代日本人的“中国品味”，增强了日本人与江南的亲密感，并散发出强烈的魅力，吸引了游客到江南的魅力，使日本政府对江南的管理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对日本公民渴望日本，而尼普恩则在尼普（Jianpan）上逐渐发出了jiangen and jiangen and nippan and neck and neck and in nect'''''''''''。表达“延伸线”是为了诱使现代日本人认为上海，江南，甚至整个中国都是现代日本的延伸线，从而使江南和中国的管理合理化，从而利用了“日本 - 奇纳快船”的“日本特殊筹款”，以进一步宣传jiangnan jian and jian and''大量日本人停下来参观江南。

Different from the negative other narrative of China in Fukuzawa Yukichi's "de-Asianization" discourse, travel guides tend to weaken the otherness of Jiangnan and make "aesthetic judgments" on Jiangnan. Whether it is "Famous Places and Historic Sites in Jiangnan" rel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etic image of Jiangnan to trigger the "closeness" of modern Japanese to Jiangnan, or the Nippon Yusen Company using the opening of the "Japan-China Fast Contact Ship" to describe Jiangnan as an "extension" of Japanese territory, or "Suzhou Guide" creating a "special line" for Jiangnan tours and creating the imagination that Suzhou Jingyangxuan is a branch of Tokyo Jingyangxuan, all of them attempt to create a "sense of unity" and "closeness" with Jiangnan by weakening or even eliminating the imagination of Jiangnan as a hostile other. Compared with the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invasion of China openly stated by Japanese intelligence agencies such as the Manchuria Railway, modern Japanese travel guides on Jiangnan use a utopian, innocent and romantic imagination to produce the colonial desir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to regard Jiangnan as an extension of their own study (Japanese territor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integrate into the imperial discourse of modern Japan's rationalization of Jiangnan management and invasion.

作者单位：四川国际研究大学日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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