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睿/文章/图片

赣州市区向东，从圭角尾沿贡河逆行七里，就到了七里镇，七里镇又名七里镇，因这里原有七座形似鲤鱼的小山丘而得名，这些小山丘蕴藏着丰富的瓷土，孕育了七里窑火500年的辉煌。

2013年3月5日，七里镇窑址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7月25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队对七里镇窑址展开了为期约6个月的发掘。这次发掘再一次让人们对七里镇窑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近日，在作者土生土长在七里镇、与作者结下十余年情缘的文友、赣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党支部副书记陆川的陪同下，作者走进七里镇——在窑址碑刻前追忆岁月，在古榕树下流连忘返，在仙娘庙寻访窑神，在将军池边打捞传说……行走在消失的故事之中，我们仿佛聆听了来自时光深处，七里镇窑炉那厚重的历史回音。

七里真窑的兴衰

七里镇（又名七里镇、现七里村），位于赣州城郊，是一座千年古镇。远眺赣城，近临贡水河，沿途榕树摇曳，昼夜散发芳香。沿海两公里、向内一里范围内，古窑积林，塘塘错落，民居连绵，四季流淌着田园风韵，是一座风水好、风景秀丽的文化古村。自东晋赣州设镇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七里镇历经千百年的沧桑，积淀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内容。 城市文化、客家文化、瓷器文化、状元文化、木文化、税文化、建筑文化、渔家文化、仙娘庙文化、万寿宫文化、康王文化、东河戏曲文化、造船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毫不夸张地说，走进七里古镇，就如同走进一幅浓缩而壮丽的城乡山水画。

走进七里镇，不禁感叹这座古镇缔造者的独特眼光——临城而不入街，近繁华而不困于喧嚣，依托城市而自强不息。七里镇正是如此，凭借毗邻州县的天然地理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白石粘土矿，燃起窑火。

唐代以前赣州历史上，除了秦朝石固、东晋开城人高衍、唐代巡抚李勃、晚唐风水师杨九品、五代时被称为“鲁王”的陆光稠等人物外，几乎没有一般性人物的记载。因此，无法说明七里镇的创始人是谁？瓷器第一位大师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七里镇在晚唐时就已经开始制瓷了。清乾隆二十一年《赣县志》记载：“晚唐时，官府在七里镇设立瓷窑。”这说明政府在晚唐时已经开始干预，设立官窑，征收窑税。

乾州一直到北宋都是军事重镇，唐末人口更是稀少，守城官兵和城中居民加起来也不过一两万人，经济总量很小。直到五代，才因唐末黄巢之乱，大批中原汉族先民携家眷南迁，队伍庞大，加之当时为城王的陆光稠采取扩城纳流民的开明政策，短短几十年间就吸收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入城定居，城市由一平方公里扩大了三倍，七里窑火也由之前的不温不火一下子变得旺盛起来。

北宋嘉祐年间，赵汴担任乾州节度使，率军民开凿十八滩，赣江水道开始具有实质的经济价值，同时，他又配合韶州双向努力，将梅关古道拓宽为可以通行马车的通衢，使“南水丝绸之路”得以有效发挥作用。赵汴为朝廷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命脉。北宋乾州成为“商贾如流，货色如雨”，“冬无寒土，千足践踏”的繁华商贸城。从南到北的旅人、商人、船队，或将七里镇瓷器北运到遥远的中原，或南运到广东琼海，甚至南海以外的国家。这一时期，七里镇的人口达到市区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人口达六千人。 这其中，有北宋末年逃难而来的普通工匠，也有和平时期从其他窑口（如南昌洪州窑）过来的技艺精湛的瓷器烧制师傅。这种人才输入转变的结果，是七里窑的瓷器烧制技术由粗放型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

元代，由于战乱，元初汉族人口锐减90%，人口的急剧下降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挫折，七里瓷器开始走向衰落。不过，七里瓷器在元代的衰落还有另外一个非政治性的原因，那就是从五代到南宋，为了满足人口剧增造成的生产过剩，七里瓷器提前消耗了制瓷原料白石泥，结果用混合原料烧制出来的质量较差的日用瓷器逐渐被冷落，而赣江带来的北方优质瓷器则直接冲击了七里瓷器的市场。明初，七里窑火正式熄灭。瓷土是瓷工赖以生存的基础。 如同当​​初从洪州窑来到七里窑一样，制瓷师傅们踏着先辈迁徙的脚步，纷纷迁徙到发现了大量优质瓷土的昌南镇（今景德镇）；少部分人到福建、广东去了；一位姓张的师傅迁到了赣县湖心，这就有了后来的赣县湖心瓷厂，也就是江口瓷厂的前身。

七里真窑的沉积与发掘

据陆川介绍，七里镇民间有句俗语：有多少个塘，就有多少个窑口，就有多少个窑址。但明初窑火熄灭后，七里镇人民频繁迁徙，至今居民已换了两三次，房屋的修建也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赣南化工厂、赣州木材场、赣州粮食技校等几所大中型单位的建设用地几乎全部夷平建在旧窑址上，因此仅存的旧窑址有袁武岭、刘家岭、周武坞、张武岭、罗武岭、赖家岭、沙子岭等。这些窑址的名字都不是当时窑主的名字，而是明清以来从各地迁入的新主人的姓氏。

据了解，2010年在南海沉船打捞出的瓷器中，就发现了七里镇瓷器，这表明七里镇瓷器在宋代就已作为日用瓷器成为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商品。其实，在南宋时期，七里镇窑业盛行，各窑主都有自己的专用码头，如元坞码头、方坞码头、黄坞码头等，以方便自家生产的日用瓷器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船道（这也催生了七里镇的航运业、木材经济、万寿宫、康王文化）。政府对此作出回应，把赣州市区最靠近码头的一段道路开辟为瓷器街（现中山路），专门展示七里瓷器，方便南北客商采购。

宋代，七里镇日用瓷烧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出现）。七里镇广为流传的“烧龙床”、“将军塘”故事背景可能就是宋代。可惜的是，七里镇窑的瓷匠为了生存，始终坚持只烧制工艺简单、外形朴素的日用瓷，表现出重实用轻艺术的倾向（只有乳头钉柳斗纹罐具有一定的艺术和技术含量）。这种工艺品的制作极为稀少，直接的结果是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大打折扣。然而，比七里镇出现稍晚的赣北昌南镇却不同，当七里镇日用瓷烧制如火如荼之时，昌南镇的瓷匠却将目光转向了艺术，瞄准了京城贵族。 北宋景德年间，他们烧制的青花瓷令皇帝十分着迷，皇帝十分高兴，下诏以年号为名，改昌南镇为景德镇。明永乐年间，郑和奉皇帝之命七下西洋，带去了大批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促进了中国陶瓷的远销海外，也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贸易。

这是命运的捉弄，当七里镇的瓷窑成为废墟之时，景德镇的瓷窑却一飞冲天。七里人不甘心放弃，便总是怀念七里窑昔日的繁华，记着一代代老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和传说。如今走在七里古镇，如果你问一问年纪稍大的老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同样的故事——每年春节，一定有景德镇人来到七里镇，在上方康王祭拜窑神，在将军庙祭拜将军，在下方将军池取“娘水”来当釉水（祈求窑神和将军的庇佑）。而七里镇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会热情地迎接这些并非亲人的远方客人，如同远房亲戚回到故乡一般。

七里镇瓷器对景德镇瓷器的影响有多大？有无传承关系？七里窑址内是否隐藏着重要的“国宝”？从1985年开始，江西省、赣州府、赣州市（现章贡区）考古队组成队伍，对七里镇上方砂子岭、中方周屋坞、中方章屋岭三处宋代古窑址进行考古发掘。赣州博物馆研究员张思杰在论文《赣州仙娘古庙与夫人诞辰》（1998罗勇、林小平主编《赣南庙宇仙女与民俗》）中记录了这次发掘。遗憾的是，考古发掘并未出土有价值的文物，仅出土了一些有姓氏的五代至宋代瓷碗残片。 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明确窑品生产时间不晚于五代，明确当时窑主有张、洪、赵、陈、崔、白、刘、吴、李、冯、穆、肖、王等姓氏等。

进一步发掘，七里镇窑址有望有新发现

2013年3月5日，七里古镇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日子——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镇窑址名列其中。至此，赣州共有2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七里镇窑址是继通天岩石窟、赣州城墙、赣州宝塔之后，章贡区又一处“国宝”。今年7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队开始对七里镇窑址进行重新发掘。一千年前燃起窑火的七里镇，在辉煌五百年后沉寂了五百年，如今再次受到关注。

在七里镇周五五遗址，我遇到了几位村民，他们正在帮助考古队进行发掘前清理工作。不久，考古队队长、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肖发彪也从另一个考古发掘点——七里小学教学楼后面的来屋岭赶了过来。他告诉我，考古发掘队于7月8日正式进入七里镇，七里窑址的考古发掘于7月25日正式开始。预计这次考古发掘将持续半年左右。

七里镇考古发掘由省考古研究院负责实施。肖发彪介绍，江西有五大名窑，分别是景德镇窑、南丰白社窑、吉州窑、洪州窑和赣州七里镇窑，他参加了前四大名窑的考古发掘。他表示，从目前已经出炉的部分七里镇瓷器文物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来看，赣州七里窑与其他名窑存在明显差距。此次考古发掘正值七里窑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对其考古发掘意义重大。 考古队将通过现场发掘，重新评估遗址内容，真正了解七里窑址的分布、堆积和价值，明确保护什么、保护在哪里、为什么保护、怎么保护，为编制赣州七里镇窑址保护规划提供精准数据和依据。当笔者问及此次考古发掘可能给七里窑址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时，肖发彪表示，如果考古发掘有价值，国家会拨款将七里窑址建设成遗址公园。

可想而知，当七里古窑遗址以文化旅游遗产公园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这座千年古镇是否会呈现出类似景德镇古窑遗址一样充满文化内涵的旅游形态？让我们静静等待，等待考古发掘队伍在七里镇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更多美丽而隽永的文物与故事。